唐代中期，节度使的权力如同一颗巨大的星球，在天平失衡之际，它开始自行其是。藩镇节帅不仅能任命节度使，还能选择将吏代己，部将甚至自代，以致形成了世袭的家族化现象。这是唐廷最为忌惮的一种现象，也是权力的无限膨胀达到了顶点。安史之乱后，这种趋势愈发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玄宗在憧关失守时，如梦初醒，无奈仓促逃离长安。当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危机下，玄宗试图通过设立河南、河中、山南东道等藩镇，并由皇子遥领，以此来对抗叛军。而肃宗继位后，又推进内地的藩镇化，以“以藩制藩”的策略。
为了加强关中的安全和遏制叛军的攻势，肃宗设置了汴滑、郑陈等多个新的藩镇；为了阻止叛军南下的侵扰，又设置了山南东道和淮南西道等；为了控制江淮地区并保证财赋输入关中，再次设立了淮南、浙江东西道等新疆界。此举显示出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时采取的政策，对内地进行大量增加藩镇。
据统计，当时在内地增设的 藩镇共计40余处，其中四大道（关内、河南、山南及江南）的数量最多，其目的是防止叛军扩张和渗透，以及稳定这些区域的情绪；而淮南、三门峡以及剑阁三道则较少，因为这几个地区相对比较宁静。此外，由于吐蕃威胁，大量安史残余被迁往河北地区形成所谓“河朔诸镇”。
然而，即便如此，加盟或罢免仍然难以取得明显效果。一旦建立起来，不易撤销，因此尽管局面未有根本改善，但总体上并未出现减少的情况。在代宗统治期间，这种姑息政策导致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而是在德宗统治下，一系列削除与战争导致又有25个新疆界被创立，最终走向割据分裂，最终导致唐朝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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