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期，藩镇节帅的权力如虎添翼，他们不仅自行任命节度使，还能自主选择将领，以至于形成了“家族化世袭”的局面，这对唐廷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现实，同时也是藩镇权力的极致膨胀。安史之乱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无疑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当玄宗在憧关失守后仓促逃离长安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导致整个王朝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为了应对这种危机，玄宗设立了多个藩镇，并由皇子遥领，以此增强地方军事自主权以抗衡叛军。而肃宗继位后，也继续推进内地的“藩镇化”政策，以达到通过 藩制控辖”的目的。
为了加强关中的安全和遏制叛军势力，在河南、郑陈、淄青等地设置了新的藩镇；为了阻止叛军南下江淮，又设立了山南东道、淮南西道等节度使；而为了控制江淮地区并保证财赋输入关中，又设立了淮南、浙江东道、西道等节镇。
据统计，肃宗时期内地新增的藩镇数量达到了40个，其中包括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和经略使。这表明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实施的“以藩制藩”政策，不断增加内地的藩镇。在四大道区（关内河南山南江南）设置最为密集，而在较为稳定的地区，如淮南河东剑南，则相对稀少。此外，由于吐蕃威胁，代宗将残余叛军力量安置于河北地区，使得这一区域成为所谓的“河朔诸鎮”。
尽管如此，加盟新建或废除旧有的藩镇相比罢免它们更具挑战性，因此这些行动并不常见。代宗时代，对待这些地方势力的态度是姑息，即尽量维持局面，没有进行大规模调整。
然而，当德宗统治期间爆发建中削藩战争以及奉天之难时，与此同时由于朱溉李怀光等人的动荡，以及其他因素影响，该朝又不得不重新调整各地边疆与中央之间关系，将某些地区划归新的行政单位，或许会引起一些变化，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些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们的地位和影响力，最终导致唐朝走向全面衰败，其政权也随着分崩离析而逐渐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