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明清两代帝王对于法律体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但无论是明朝开创性的“严刑峻法”还是清朝推崇的人文关怀，“皇权至上”与“法治建设”的主题始终贯穿于这两个时期。
首先，我们来探讨明朝的情况。在朱元璋即位之初，他就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大诰》中提到：“朕自践土，立新律，非朕所定，不得施行。”这样的做法体现了他对法律的一种中央集权思想，即只有最高君主才有权颁布并执行法律。这一做法为后来的“三大制度”——户籍、科举和钱粮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加强了皇权至上的观念。
然而，这种极端的中央集权以及过度使用刑罚导致社会秩序变得非常紧张。例如，《大明会典》的规定，如同天网一样，将民众的心思都束缚在一个小小的规则之内，使得人们只能通过逃亡或投身于反抗运动中来寻求解脱。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地方官吏往往滥用职权，对百姓造成更多不公正待遇。这种情况下，“法治建设”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没有足够的手段去维护和执行这些法律规定。
到了清朝，努尔哈赤建立满洲民族统一之后，其子福临即位成为顺天帝。在其继位前夕，他颁布《奉天承运宣言》，其中提出了许多关于行政管理和司法改革措施，其中包括设立监察御史等职务，以确保中央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地方状况，并从而提高审判效率。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道德律”，试图将儒家伦理学引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层面，从而形成一种更加人文关怀型的司法系统。
乾隆年间，更是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司法改革，如设置各级法院、裁判委员会，以及增加对案件审查程序中的独立性，这些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司 法独立性，是为了减少腐败行为并使决策更加合乎道义。不过，即便如此，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高压政体仍然被延续，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必要范围，这样做既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失衡。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明朝还是清朝，都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构建起一个相对完善的地方自治体系；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过分追求皇权至上的观念，而忽视或者削弱这一体系本应具备的地位与作用。这两种模式虽然各有千秋，但都未能完全解决当时社会的问题，因此在历史发展的大潮流中，被后人批评为不足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