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非常显著，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即便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然远不如宋代。从铸钱量来看，整个明代只相当于北宋两年的总量。这意味着尽管有了较大的商业活动，“铸钱当不出千万贯”。政府在放弃商业化管理方式，将社会组织机构简化的情况下，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找不到合适的手段，就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用现代标准来看，明代应该通过技术手段，比如民法典等解决的问题，都被归结为道德价值，用简单的道德原则，如尊卑、长幼、男女等去解决问题，以此取代法律。在这种以文人为主导的社会里，每处都以高尚的道德伦理自居，这种以道德作为国家基础的事物，其虚伪和不切实际性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致。我认为，这正是因为完全抛弃了技术，而用道德替代法律的一个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