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汉十一年春天，当大地尚未完全披脱冬日的寒霜时，一位曾经威名赫赫的大将——韩信，在长乐宫遭到了不幸的斩首。他的罪名是谋反，而他之前因为同样的指控被削爵夺封，从统辖两淮八十八城楚王贬为仅有的几千农户的小小淮阴侯。
此前，他因一次虚构的谋反案而免于一死，但这次，却是一审定论，证据确凿。当时，汉高祖刘邦正忙于平定陈豨之乱，朝内空虚。而韩信利用这一机会，与陈豨暗合图变，为了一举颠覆刘氏王朝。他所冒的风险极大，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也可能面临法律制裁。但在决定性关头，他却疏忽了保密工作。一位得罪过他的手下人怀恨在心，将此事告知了朝廷。吕太后深感紧张，而忠心耿耿老丞相萧何，又要以往发现并提拔韩信军事才能来毁灭这匹千里马。在萧何计议下，以“高祖平叛胜利”为由诈称百官进宫朝贺，不久即被武士捆绑，最终就在长乐宫钟室，一代名将身首异处。
对于名人离去世界后留下的遗言，我们历史从不吝惜页面进行记录，因为内容已是庞博，再多几行又何妨？于是太史公司马迁记下了这样的话：“信之方斩，日悔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言计’。”当他想到蒯通，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当初若听其言，或许今日主公头颅落地。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功勋盖世的大丈夫竟要死于女子之手，这更激发了他对命运和天命的一种深刻反思。
司马迁虽然没有做到真正客观无私，但还是比较客观公允。他写楚汉相争巨头刘邦和项羽时，就既写他们的优点也写他们的缺点。这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并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有曲笔歪曲英雄，有人则认为这是史家秉笔直书，让一个风云时代的人物栩栩然活在精神世界中。
最后司马迁以“太史公日”开篇，对人物进行总体评价：“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我爱太史公，但对这一评价不能认同，我认为韩信走上谋反道路主要是环境和刘邦造成的。如果不是如此，无论如何结局都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