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了谥号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纪念，也是对其一生成就和品行的总结。唐朝时期，大臣们认为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皇帝的丰功伟绩显得有些不足，因此谥号逐渐变得更加长绀。例如，李世民的谥号即为“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这份庞大的称呼令人敬畏。
到了清朝时期，谥号甚至达到了十几个字之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方便称呼，便开始使用皇帝家族中供奉太庙的名字，即所谓的庙号。这其中包含着王朝建立者的特定名字，如明太祖朱元璋、宋太祖赵匡胤等。而对于第二代皇帝，其庙号则通常被赋予“太宗”的称谓，如唐代宗李世民。
朱棣继位后，他原本打算将自己的庙号定为明太宗，以此表达自己作为顺位继承人的身份。不过，在他继位后的第五年，即洪武三十五年，他竟然废除了建文年號，并以此表示自己确实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百多年之后，后人会将他的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君主——明世宗嘉靖皇帝。他因其热衷于炼丹而声名远扬。但是在他登基之前，是他的堂兄光海君无嗣，而嘉靖则以藩王身份进京继承了宝座。
按照传统礼制，当时应尊重前任明孝宗朱祁镇作为父亲这一地位，让他进入太庙。但嘉靖却不同意，将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提升至兴献帝的地位，使之进入七个位置居中的昭穆始祖位于左昭右穆之列。而依照习俗，每次增加新的成员，都需要升入祧庙。当嘉靖决定提拔兴献帝进入太庙时，他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朱棣被抬出原来的位置，因为根据昭穆法则，若有人死去，则必须重新排列祭祀人员，以保持始祖居中的稳定性。
面对这样的局面，嘉靖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手段，即所谓“宗升祖”策略。他希望能够让朱棣像创立新朝的心怀天下的先贤一样，不朽，从而使得自己的父亲能安葬在高贵的地方，同时也保证了朱棣不会因为改变而失去其本身应有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如何都要确保家族血脉内在的一致性和尊严。此举既彰显了他的智慧，也展现了当时代的人物形象及其处理复杂问题的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