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合作，让我们对他们巧妙运用稻作技术深感诡异。清代之前津南地区的小站稻种植，得益于屯田种植的基础。早在宋、辽对峙时期，何承矩提出了在“缘边”区域屯田种稻，而宋太宗则赞同了他的奏议，并派他实施这一计划。此后，在元代和明代，这一做法得到了更大发展。
明永乐二年，大批移民被派到津南开荒种稻。而弘治元年，丘浚提出华北滨海平原皆可广行水利化斥卤为良田。万历二十五年春，当地官员推动了天津开垦，一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丰饶的农场。
汪应蛟任天津海防巡抚时，他发现葛沽、白塘口等地的土壤因盐分过高而不可耕作。他认为，只要有水，就可以肥沃，因此在万历二十八年，在白塘口、葛沽两处实行军垦民种5000余亩，其中水田2000亩，每亩最高收四五石。这一方法不仅提高了产量，还减轻了土壤盐分，使得低洼及地表水丰沛地区适合使用“十字围”之法进行植稻。
徐光启作为杰出的科学家，他通过修编《历书》，却遭到朝臣反对，最终来到了天津。在这里，他见证了一片荒废的大面积稻田。他分析说，“此土本非佳境”，但只要有正确的灌溉措施，便能成为良田。他采用江南围田耕作办法，并引入优良南方 稻种，同时利用海河潮汐进行灌溉。这一方法极大提高了产量并改善了土壤质量。
随着后金侵扰和百万难民涌入关内，天津再次成为重要的屯田基地。张慎言提出了屯田奏议，并总结出五种不同类型的开垦方式：“官种、佃种、民種、三军種以及屯種”。这些方法各有其特点，但都旨在增加国库收入并促进社会稳定。
董应举获准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务，他购买大量闲置土地并仿效汪应蛟之法，在周边地区建立起繁荣昌盛的大型农场。左光斗委托卢观象试办“屯学”，既培养人才又提供经济收益，这项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以至于人们争相参加，如流水般涌入。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创新的时代，那里的士兵们不仅是战斗者的角色，也是农夫，他们将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为国家带来了丰硕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如何通过创新农业技术来改善环境，从而实现生产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