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朝的垃圾朝代，文士们不仅有着厚重的脸皮，还拥有一种独特的心灵敏锐性和强烈的耻感。他们宁愿忍饥挨饿，也不会接受那些平庸的食物。不过，在晚明时期，这一阶层似乎有所不同，他们热衷于举办派对，并且喜欢去财主家中蹭饭。这些文人吃得高兴，笑容满面，他们把大宴宾客变成了一个共享盛宴的大同世界。

明宗室后裔朱承彩以钱财为生，却又慷慨好施。他经常邀请文士和妓女来家中饮酒，一年一度，他会举办一次盛大的聚会，邀请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余位文人参加，还叫来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女助兴。在金銮之家，不仅喜事如婚娶也要摆出豪华筵席，而一些人却选择到这里来蹭饭，说是因为家庭中的餐桌上没有与大家一起吃饭那么快乐。

王伯稠是一位才情横溢的人，他考过一次科举没能中奖后，就决定再也不复读书，只写诗混迹酒局。当有派对时，无论是否收到请柬，他都带着一张嘴和一副肚皮，山珍海味地大快朵颐。他的家里几乎见不到人的影子，即使发布告他回去吃饭，也无法唤回他。

这个王伯稠虽长身材八尺才气勃发，但自给自足生活也就过去了，他却常常不带分毫到别人家去吃饭。他既不唱个喏也不做首诗，最少也要唱个莲花落。这位王伯稠只管闷吃，大快朵颐完毕，便筷子一扔走了，从始至终，都没听见他吱声。一日，他写了一首《凤凰》的诗，是自喻吧：“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沆瀣浆与昆仑芝都非自己家的，但他只要渴即饮，一饥则餐，这般做派，在其他朝代实难得见。

为什么晚明出现这样的王伯稠呢？我们猜不出其中缘由。但是晚明确实多出了这样的人，他们既不参与科举竞争，也不下海发展产业，或是在缙绅间游走，或是奔趋于财主家的门庭，那些半途而废者，比如吴扩人，有品行，又有诗名，却“以布衣游缙绅间”，一点都不因为贫穷而奉承财主或缙绅，只是谈笑风生，“花晨月夕，诗坛酒社”。

林春秀是个自由撰稿人，以穷途末路为生的他，每日无酒便无以为继，便去了蹭酒喝的地方。他朋友郑铎富裕，将其接纳并供给其大量美酒，让林春秀狂饮三十年，如同一人似的。一旁的是郑铎，用心制作了一只专用的杯子刻字“云波”，林氏号云波，以为专用。而郑铎每次赔送美酒给林春秀，大喝之余还要遭受其猛烈骂战，但三十年如一日地陪伴着这位文人的狂欢，没有怨言、悔恨或求索，只因他的器量太过巨大。

在那时代，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对于寒士与缙绅之间，以及文人与资本主义萌芽下的商人们之间存在一种融洽关系。毛晋既是文学家也是书商；冯梦龙更兼具商业头脑与文学才能；甚至像刘邦嫂子的那样，对待民间养士也有新的态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当李渔带着全家在各处打秋风向富户借钱借食时，我们并不理解这种行为，因为这可能正是晚明养士文化的一部分遗留痕迹。而金圣叹曾经向王斫山弄千金银子，说好归还的事，却最后挥霍殆尽，再也不还，并且抢白了别人的筵席，而被置之若市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简直难以想象，这或许也是晚明民间养士文化的一个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