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所述，文士虽有脸皮黑厚，但整体而言，这一阶层人格，不太爱食嗟来之食。文士心灵敏锐，其耻感比其他人强烈，大都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但晚明似乎例外，他们爱搞派对，爱到财主家去白吃白喝。在那熙熙攘攘共食的大同世界中，有金銮者，本来家里办喜宴娶媳妇，却到这里来蹭饭了。他说：“家里吃饭哪有蹭饭跟大家一起吃有味啊。”在这通宵达旦摆流水席、千里宴棚的盛世之中，有献歌的献歌、献舞的献舞、献诗的献诗、献画的献画，即使什么都不会，“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如举子之望走锁院焉。”
王伯稠这样的文学天才，一表人才，无分毫私蓄，却常常不带分毫，在别人家去吃饭。即便是别人家的喜事，他也不介意上桌大快朵颐，只听得见喉咙嘎嘎作响。他的诗“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自喻其志。而他这种做派，在其他朝代实在难得一见。
晚明时代，不仅王伯稠这样的人很多，而且还有吴扩人和林春秀等自由撰稿人的故事。林春秀虽然穷困潦倒，却乐此不疲地去别人的酒局喝酒，一醉就疯狂骂人，而他的朋友郑铎却无怨无悔地给他制作了一只专用酒杯，并且三十年如一日地奉陪。这份器量让后来的世人们惊叹不已。
在晚明，那些商贾与文人的关系融洽起来。“阀阅之家，不惮为贾”，资本主义萌芽，使得商业发达，与此同时，他们也愿意支持和尊重文人。这一点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奇观，因为通常情况下商界人物并不轻视学者，而学者们也并非总能接受来自商界的一切援助。
从朱元璋大开杀戒至民间养士形成新风，再到清初金圣叹抢白别人的豪迈行为，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都是晚明文化精神遗产留下的痕迹。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对于那些能够将艺术与生活结合起来的人来说，是完全可以享受美好生活而不必过度担忧生计的问题。而对于那些热衷于学习和创作的人来说，这样的环境无疑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机遇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