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华夏文明史，历来尊崇诗书。黄庭坚则说，人不读书，肤浅无聊，“面目可憎也”。百业之中，读书为尊。在早晨读五经诸子之书，夜间读史集之书，午间读闲杂之书。分秒不废，孜孜不倦，就连倜傥风流时也不忘“红袖添香夜读书”，如此推崇读書。
然而，我们一面是多如牛毛的倡言讀書的高論，一面又是花样百出的焚書手段。治国瞧不起詩書，如《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不好文学，《史记·陆贾列传》更借高祖之口來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秦始皇更厉害，“焚書坑儒”众所周知。不但烧，“偶语詩書者”还要弃市。
朱元璋在领域颇有创造性。这位和尚出身的帝王胸中墨水自然不多。他开科取士，对于士大夫有严格要求，但他认为文人难以驾驭，因此八股取士策诞生了。八股文考纲仅定于四书五经，而朱重八诡异地笑了，这种考试方式使士人品格开始下降、文艺形式开始僵化、创作停滞不前。
清初粤人廖燕在其《二十七松堂集》中言：“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矣，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他又说，此举虽然没有焚烧，但却使得人们对知识产生了厌恶，从而达到了类似的目的——让民众失去思考和批判能力，使他们只能接受官方灌输的信息。
我们思索的是公平，是正义，是辽阔，是浩瀚，是历史长河中那片永不褪色的自由蓝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土木堡这场悲剧看出，无论是通过焚毁还是控制教育内容，都可能导致国家文化的衰落，同时也是对个人思想自由和社会发展的一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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