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侯方域，是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齐名的“海内名士争与之交”的“四公子”之一。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写了我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广为人知。我自己写的《李姬传》也写出了李香的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
我还有一个贡献，是在《壮悔堂文集》中总结出了明末─也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通过基层结构的变化，走向没落的周期性规律。这一个规律可以称之为“良民淘汰制”。出现“良民淘汰制”，是因为“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 之，而百姓一，而加者七。”于是富裕的人们，就争相出金钱入学校，他们和日后得了一官半职的人，还有做了吏胥的人都可以免除苛捐杂税。如果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逃避了的一份额度，加于剩下的九人，不难想像接着有人会去做个游民、会去出家、有人会投靠权势者当起了弄臣狗腿子甚至不惜当太监。不仅比较强悍被压迫者急着要成为压迫者，只要可以逃避就干什么都行了。恶性循环最后剩下只有那些最没有办法的人们了。他们命运只能是不死于沟壑，就只好相率为盗贼了。然后天下大乱暴力集团蜂起打天下坐江山又开始新轮回。
与这个“良民淘汰制”并行的是必然是 “良官淘汰制”，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封建集权不可避免结果。而且，我虽然在顺治八年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但梁启超批评我的晚节无聊。但陈寅恪却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了保全父母才应试，并对那些讥刺我的诗句进行反驳。他认为作为建州入关未曾考取科举年轻士子的我，如果不应科举也不逃外，则必难免罪戾，因此我的参加乡试应该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骚扰，以便专心致力于研究学问和进行思索总结完成我的《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所需的一个条件。
因此，在那个动荡不安时期，即使是我，也无法幸脱其累，一生颠沛流离，最终留给世人的不过是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对时代变迁深刻洞察。不过，这一切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对我们今天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