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侯方域，是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齐名的“海内名士争与之交”的“四公子”之一。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写了我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广为人知。我自己写的《李姬传》也写出了李香的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
我还有一个贡献，是在《壮悔堂文集》中总结出了明末——也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通过基层结构的变化，走向没落的周期性规律。这一个规律可以称之为“良民淘汰制”。出现“良民淘汰制”，是因为“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 之，而百姓一，而加者七。”于是富裕的人们，就争相出金钱入学校，他们和日后得了一官半职的人，还有做了吏胥的人都可以免除苛捐杂税。如果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逃避了的一份额度，加于剩下的九人，不难想像接着有人会去做个游民、会去出家、有人会投靠权势者当起了弄臣狗腿子甚至不惜当太监。不仅比较强悍被压迫者急着要成为压迫者，只要可以逃避就干什么都行了。恶性循环最后剩下只有那些最没有办法的人们了。他们命运只能是不死于沟壑，就只好相率为盗贼了。然后天下大乱暴力集团蜂起打天下坐江山又开始新轮回。
与“良民淘汰制”并行的是 “良官淘汰制”，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封建集权不可避免结果。但是我虽未能见证其演变，但却亲历世事巨变。在顺治八年参加河南乡试，我中副榜，这引来世人的评议。梁启超批评我的晚节不保，而陈寅恪则另有一番解释。他在《柳如是别传》中说：“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我前一年欲保全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不得已。”
正如跟随我的"李姬"，因为身份低下而受到了我家的歧视终日郁郁寡欢日久成病终于含恨而死一样。我这个前朝遗民，在商丘老家恐怕从此除了思索一些问题发挥一下文学才能，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我参加乡试应该是为了避免不必要骚扰，以便专心致力于研究学问和进行思索总结完成我的《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所需要的一个条件》，但遗憾的是，我未能继续留在科举体系中深造，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而我的思想遗产，却影响着后来的时代，让人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