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清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长大，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当然，也有例外。

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大胆直言极谏的大臣，其原因在于，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门户、抑制外戚和太监。他早朝以外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并访问疾苦寻求治安道路，因此弘治一代号称“众正盈朝”。

这与孝宗素质很有关系。在太子期间，他得到博学多才的人物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对经史了如指掌，更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一旦即位仍然手不释卷，对《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了如指掌，一遇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不奇怪乎人们称赞他是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为严格的皇帝。

他即位后拨乱反正罢黜佞幸宦官，对内阁六部作出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的升官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紊乱朝政。随着新君登基查获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房中术秘方。新君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只顾叩头。一声不吱，以前就臭名昭著，现在更是不堪入目，被言官上疏请求革职。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和刘吉，以及其他几个宦官，他们因私欲而失去民心，被迫退休或革职。这次改革不仅清除了一批奸佞，还起用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大员，如司礼监太监怀恩和南京兵部尚书王恕等。

王恕曾因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是个贤能的人选，但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所以未能得到重用。但当福王朱常洛死后没有继位时，这些忠诚坚定的大员们重新站到了舞台中央，为新的帝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福王没有继位，而明孝宗却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历史上的美好典范？

答案可能在于福王与其兄长光宗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以及政治斗争。而明孝宗则凭借其坚定的信念和周密的人事安排，为自己赢得了人们的心悦诚服。他对待文武百官平等，不偏袒亲党，以公心任用，使得整个国家政治环境更加透明公正，从而赢得了人民的心爱和尊敬。

最后，让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些忠实于道义且勇于发声的声音，如丘浚这样的一代枢辅，他们虽然也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对于权力的追求并非出自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兴盛与民生改善，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一种精神境界。而这一切，都源自那个时候社会所推崇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即追求真知灼见，无畏揭露弊端，用智慧来指导行为，用仁爱来温暖人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真正好的领导者，他们不是靠权势或者财富，而是在困境中找到解决办法，在挑战面前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毅力与智慧，最终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这样的领导者，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并激励着每一个人不断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