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建立，标志着蒙古帝国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尽管蒙古人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部族，但他们的征服活动也引发了关于“外族入侵”这一概念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仅限于政治层面，还涉及到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多个方面。
在元代，虽然蒙古人的统治确实带来了外来文化元素的融入，如游牧生活方式、弓箭术等，这些都反映出了一种“异质”的统治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就被视为一个由外来势力所控制的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元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维持对原有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管理。
首先，从行政管理角度看，元朝政府保留了汉人官僚体系，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政权中。这一举措体现了对既有的制度和知识传统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为了巩固自身政权。在地方行政上，除了设置蒙古官员之外，也设立了汉人官员，以此平衡不同民族间关系。
其次，在法律方面，虽然《大元律》作为官方法典体现了一定的蒙古习俗，但它并没有完全抛弃以往汉族法律中的重要内容。而且，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相互借鉴法律精神的情况，比如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保护，即使这是在当时强调中央集权的一个背景下发生的情况。
再者，在教育领域，对儒学的大力推崇也表明了对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即便如此，有研究指出，当时儒家思想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比如增加对边疆地区人民生活状况了解，以及通过教育来增进各民族间理解。此类做法显示出一种努力去适应新环境，同时保持基本稳定状态。
此外，在艺术与文学上，由于历经战乱而流散至其他地域的人才汇聚到了元代，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时代之一，其中包含大量描绘内地风光以及描述故土情感的情诗作品，就像是一种抵抗力量，让那些心向故乡的人们能够暂时忘却自己身处何方，而那份情感深沉又纯粹，是一种跨越时间空间界限的情感交流，也证明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根源的渴望与坚守。
最后，从经济发展看，无疑地，与西域及东亚贸易联系紧密的是南宋，它在政治上最终沦亡之后，其商业网络转移到北京地区，那里的商品流通范围广泛，它促进了城市化过程，为后来的繁荣奠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尽管是一个由非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帝国，但它依然成功利用国内资源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并进一步扩展国际贸易网路，最终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全球经济系统
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在被称为“异族政权”的条件下，元朝仍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去处理与原有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这一过程中，不仅保留并运用旧有的制度，而且还不断进行创新，以适应新的情况。这无疑展示出了一个既要保持身份认同，又要适应新形势、新挑战的心态，一种尝试找到平衡点以维护国家连续性的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