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死了一个石匠，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九卿纷纷往吊，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原来该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死后留下巨额家产，又无儿女，义孙义婿争执不下，于是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
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在丧家陪吊数天。乾隆帝闻讯为之大怒，大骂：“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不惜以忠诚、刚直、清廉作威福，你们这般做，我是何其失望！”（《清高宗实录》卷129, 乾隆五年十月下）
这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自古以来，为国立命者注重气节和修养，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这些品质越发难以保持。大臣们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他们不再有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有如同犬马一般待遇。
洪亮吉曾经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清史稿》卷356, 《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龚自珍更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士不知耻”（《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他们对此似乎深恶痛绝，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首先，当时入主中原使士大夫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与明王朝一同崩溃了。尊王攘夷、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鼎革之际，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让士大夫们迷惘彷徨，无从可依，因此无法保持气节，有些甚至放弃了顾虑。
其次，对于试图整顿士习提倡忠节的努力，只能说是一场空谈。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有意守旧，也难免被世俗所淹没。而那些能够维持独立精神的人，却很少有人敢于发出声音，更少有人愿意听进去。
最后，由于官僚体制必然会造成这种结果，这一体制主要特点在于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以及俸禄极低，使得许多官员不得不为了谋取好处而屈辱行事，从而形成了一种不断下去的地步。
嘉庆初期，就有识者指出，“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结果是“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往昔立朝棱棱的士大夫，如今成了一群媚态十足的奴才。这正是当时的一个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