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统治时期，不仅标志着蒙古帝国对中国的征服，更是建立了一个跨越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大型帝国。为了有效地管理这片广阔的领土，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开设行省制度。
元朝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和军事上的考虑，忽必烈将全国分为十三个行省，这些行省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每个行省都由一位总管负责，他不仅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还有军事指挥权。在此之前，唐宋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虽然也有较大的自治权，但实质上仍然受中央政府严格控制。而元朝通过设置行省制度，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使得地方行政更加灵活，也增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首先，从政治角度来看，元朝开设行省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尽管各地藩王或其他地方势力拥有一定程度的地盘，但他们必须向北京进贡，并且承认蒙古人的宗主权。此外，对于一些重要城市，如南京（今江苏南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扬州等，它们被直接置于皇帝手下直辖，以便更好地掌控这些经济繁荣区域。
其次，从经济角度分析，当时国家面临的是如何利用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以维持和扩张帝国。由于土地稀少人口众多，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因此大量人口转向商业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也无法完全阻止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活动。这就要求政府对于货币流通、税收政策以及市场监管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而这些都是通过各级官吏实施的地方行政职能所能够完成的事项。
再者，从文化交流角度来说，与前两点不同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文化融合现象。当时许多汉人学者因战乱而迁居到边疆地区，他们带来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技艺，同时也接受并学习到了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传统文化，这种交往促进了文明间的一定程度融合，为后来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条件。
最后，从军事角度出发，由于长期战争导致兵力消耗巨大，以及新的边疆防御任务增加，对内保持安宁、对外防御侵犯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行省都需要配备足够数量的人马用于保卫自己所在地及其周围区域免受敌袭同时保证内部秩序不致发生动荡。此举无疑加深了各地域与中心政权之间依赖性，同时提高效率，因为它让本地领导人可以迅速作出决策并执行行动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一个层面看，都可以看到元代開設並運營好的“分權”模式——即將一個廣泛領域劃分為若干個較小單位，並給予這些單位一定程度自主權，這種做法對於當時實現有效統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這種模式同樣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腐敗與過度集中權力的可能性，這些問題後續會逐漸凸显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最终导致人民普遍反感，最终推翻这一体制。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安排确实是实现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结合的一个有效途径，是一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下的政治解决方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