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古老而又繁华的时代，万历皇帝统治着一个名为明朝的大国。这个朝代以言论自由著称，其特点是推行了言官制度，这意味着大臣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意见，无论是关于国家大事还是宫廷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就能直说不讳，不必担心得罪皇帝。在明朝，即便是最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被贴上“昏君”、“杀谏官”的标签，因此即使极其生气，也只能遭受一顿严厉的打骂，而非直接处罚。

因此，在明代，言官们往往只求言辞越过激越夸张，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话是否属实，而是在于如何用尖锐的话语吸引人注意，以此成就一番名声。历史上的许多名臣，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以及申时行，都曾经历过这些言官的刻薄攻击。大明帝国若没有这些语言上的挑战，它可能难以维持正常运作。

给别人的“挑刺儿”其实很容易，即便是完美无瑕的人也能找到他的缺点。而对于陈小矣烂芝麻的事情或者七大姑八大姨家的琐事，你总能找到联系之处。你活着的时候骂你，死后还要继续骂你，有时候似乎只有把人搞臭才能显出那些言官的水平。

关于万历皇帝导致明朝灭亡的问题，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人们认为这是因为万历皇帝在位三十年内表现出了所谓的“六不做”，即不郊外巡视，不修建庙宇，不召见大臣，不批准奏章，不参与政治讨论也不与百姓交谈。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那些 言官们不断的指责和辱骂。

敢于向皇上直抒己见，并且毫不留情地如此，是中国历史上特别突出的现象。在《酒色财气四箴疏》中，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几乎直接对万历皇帝进行了公开侮辱，将他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等多种恶劣品质。这不是进谗，而是一种直接的人身攻击和诽谤侵害名誉。但结果呢？雒于仁仅仅被革职为民。而之后，上书进行类似无端诽谤的人更是不绝如缕。面对这场风暴般的情绪攻势，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和逃避，只是在官方文件中表示反对，但实际上却什么都没做。

随着时间推移，对这种群体性的围攻和持续不断的诽谤，甚至到了清军入关后南明的小王朝依然无法摆脱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走向覆灭。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哪个人能够安然度过，那些勇敢进谏、大放异彩的大臣们也未能幸免，被他们所说的这些话题化，被世人所忘记或被敌方利用，最终只能成为历史中的一个悲剧性人物。而这一切，又从何而来？我们今天回望过去，或许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那些权力欲强者，而是一个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苛政猛于虎，让得失之间充满争议，让每一次声音都变成了力量的一部分。当孔子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便隐喻了一种恐怖，一种压迫，一种永远无法停止的声音。一旦这种声音开始滋长，它将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地震力量，从而改变甚至摧毁一切。不知当今之世，我们是否已学会聆听，更懂得平衡？

虽然早期的一些进步确实值得称赞，但如果没有适当限制，这样的系统就会逐渐扭曲原本应有的功能，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机制运行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今日应该反思的一个重要课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