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并改定赋役，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清差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成就了隋初的开皇之治。我外交上的努力也使得当时周边国家和境内的少数民族如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臣服的厥等国皆深受我的文化与典章制度的影响，外交交流以日本的遣隋使最为著名。
604年8月13日，我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随后，我儿子成为隋朝的第二个皇帝，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曾经从公元604年至608年短短4年间就动用了近540多万民力修建大运河，长城和洛阳城。又西巡张掖、“亲征”吐谷浑、以厚利诱使西域商贾至洛阳，并于大业八年集三十万军队攻打高句丽，几乎动用了举国之力，最终于公元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
杨浩，是我的侄子，也是秦王俊的小孩，他袭父爵封为秦王。公元618年3月，当宇文化及杀死炀帝后，由宇文化及以皇太后的名义拥立他为皇帝。但最终他也被杀掉。
虽然我作为隋文帝或是我儿子的炀帝给予了很多贡献，但我们的大隋朝皇帝们悲惨命运让人感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没有必要过度同情，只需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便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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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政治制度与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