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是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在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由于被“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我开始撰写《后汉书》，直到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谋反罪被杀止，我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我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我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我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而父亲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在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再次重新被启用担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还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
受家庭学术氛围的影响，我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在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我十七岁时，被征辟为主簿。当时，我同其父范泰一样，在上是支持刘裕的，所以不肯应辟就职。六年后，即420年的那一年，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当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这时候我的父亲也重获信任与荣耀。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以及多种职务。
在宋文帝元嘉九年的冬季，当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时，他召集故僚们帮助料理丧事，而我也到了现场。但当夜晚听挽歌助酒一事传出之后，由于受到误解和谗言的影响，即使是我的亲兄弟也因为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怀疑。这次贬官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它勾起了幼年的某些隐痛。我虽出身名门士族，但作为妾生的庶子，其身份地位并不如嫡出的儿女优渥。
此刻站在历史的大潮流之中，与宦海浮沉相比，这些往昔的情感与磨难似乎变得微不足道。在宣城任上，我开始编纂《后汉书》，通过研究历史问题来排解内心深处的情绪苦闷。最终，《后汉书》的完成，让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答案。这就是说，从最初对现实世界无力改变到能够通过历史经验找到一些头绪，这个过程让我逐渐认识到了个人对于历史理解所带来的力量。这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篇章，也是我留给社会的一份遗产——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能看到其中蕴含的人文关怀与智慧之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