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100岁了。早年，我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足迹，后来我的印记都与中国相关。我出生于1921年的北京，在童年时跟随父母生活在德国柏林。我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期间，我多次横跨不同洲，为贫穷落后的地区防治性病和麻风等疾病而努力。7年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我续签5年的合同。但我已经全家迁居美国，父母兄弟希望我留在身边。不过，这两个选项都被我排除了。
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过关于钱学森的报道，得知他毅然回国时，我深受触动，“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于是，我瞒着家人绕道伦敦，最终成功回到中国。这一年是1958年，当时我37岁。此后的漫长岁月，我始终无悔最初的选择。
1970年，在江苏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他们有的脸部毁容，有的手脚畸形，有们皮肤溃烂。由于没有有效治疗手段，麻风病患者往往被赶到偏僻之地，无人问津或自生自灭。饱受病痛和歧视双重折磨的患者，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我立志要攻克麻风病。
1978年，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便将全部精力献给了这一事业。当世七十年代末，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新方法开始研发，但缺乏临床实验。我开始走访全国调查，将情况详细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带着这批药品，我们来到了云南省勐腊县“麻风寨”，劝说这里每一个麻風患者服药。她们惊讶于一位来自北京、勇敢面对麻风的人：李桓英医生！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李桓英将国外先进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使全国从11万人降至不足1万人，并且治愈率高达99.97%。她的成就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全球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在1996年，她提出了消除麻风运动，并推广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模式，被誉为“全球最佳”的消除行动。而即便已95岁高龄，她仍坚持入党，以表明自己追求真理、服务人民的事业永远不会停止。她说：“如果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