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李桓英，满100岁了。早年，我踏足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但我的印记终究是留在了中国。1921年，我出生于北京，在童年的岁月里，我跟随父母在德国柏林生活。我是一名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期间，我不懈地奔波于各大洲，为那些贫穷落后的地区防治性病和麻风等疾病而努力。当7年的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我续签5年的合同，而我却选择回归故土。
那一年，是1958年，当时我37岁。那份关于钱学森的报道，让我深受触动，“时不我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用最好的年华为她贡献。所以，无论家人如何反对，都被我排除了。我瞒着他们绕道伦敦，最终在1958年悄无声息地回到中国。
从1970年代起，我开始接触麻风病患者，他们有的脸部毁容，有的手脚畸形，有的是皮肤溃烂。这场痛苦与歧视让我立志要攻克这个顽强敌手。在热带医学研究所工作后，一心只为了治疗麻风病。一段时间之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联合化疗新方法，但缺乏临床实验。我则开始走访全国，为他们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
带着这批药品，我们来到了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那里的人们惊奇于北京来的女医生，她既不怕麻风，也愿意与患者同行、共餐。她说：“战士都知道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風菌可没有厉害！”通过她的坚持和创新，我们将外国先进治疗方法与实际相结合，并实施了短程联合化疗计划，这个方案使得全国麻風病患者数量减少至不足1万人，其中复发率极低，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
曼南醒村永远不会忘记李桓英。她们经过两年的治疗，全体患者康复。1990年的泼水节，“麻風寨”摘下帽子，被正式划入勐仑镇。而我们，将这一片山寨命名为“曼南醒”，意即“新生的山寨”。
尽管已有多次翻车、翻船，还锁骨摔断过，但我的精神依然旺盛。我一直辗转于云贵川等边远地区，不仅未曾放弃，就连95岁高龄加入党的事业也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正是我追求真理的一部分。而现在，即使98岁高龄依然奋斗在第一线，对消灭麻風病充满期待。“如果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