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期，节度使的权力达到顶峰，他们自行任命并选择将领，以至于形成了“家族世袭”的局面，这是唐廷所不愿看到的现实，也是权力的无限膨胀。安史之乱后，这种现象愈发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是一次意外的打击。长安失守成了玄宗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在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仓促逃离。当时，“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唐廷与地方之间断绝联系，整个帝国陷入混乱状态。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玄宗在入蜀途中设立了河南、河中等多个藩镇，让皇子遥领以增强地方军事自主权来抵抗叛军。而肃宗即位后，又推进内地藩镇化，以实现“以藩制藩”。为了确保关中的安全和遏制叛军势力，还设置了汴滑、郑陈等镇；为了阻止叛军南下，又设立山南东道、淮南西道；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控制和保证财赋输入关中，又设立淮南、浙江东道等节镇。
据统计，在肃宗时期内地增设的藩镇包括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和经略使共计40余处。这一政策显著增加了内地藩镇数量。在四大道（关内、河南、山南及江南）各置有大量藩镇，其目的是阻挡叛军蔓延和稳定局势，而在较为平静的淮南、三川地区则少见此类设置。此外，由于吐蕃侵扰，有些叛军残部被安置于河北，并形成了一系列名为“河朔诸镇”的割据政体。
尽管如此，在代宗统治期间，对待这些割据力量采取了一种姑息政策，即尽量维持其势力范围，这导致这一时期没有出现明显减少或增加新成立 藩镇的大规模变化。
德宗统治期间，则因为建中削藩战争以及奉天之难事件，使得各方面对汉族宦官产生深刻反感，最终导致宦官专权破坏国家秉政引起民变与农民起义爆发而进一步加剧内部矛盾，从而再次激化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冲突，最终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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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政治制度与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