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是清朝第七位皇帝，在为初期由于乾隆禅位担任太上皇，因此嘉庆还并无实权。等乾隆帝死后，嘉庆才开始独揽大权，实际上嘉庆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贪污，所以他一上来就大理惩治，并且第一时间将和珅治罪。嘉庆皇帝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贪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还比以前更加猖狂。此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的问题越来越多，导致国力开始走衰，嘉庆本想当一位明君，却没能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在走。
所谓的“明君”，是指英明的君主，出处《左传·成公二年》：“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 唐·骆宾王 《宿温城望军营》诗：“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
“广开言路”向来就是“明君”的写照，这也是封建社会作为“明君”更愿意尝试带领国家走“路线”的一个写照。然而，在很多时候，此“广开言路”却不同于彼“广开言路”。在中国古代，“广开言路”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纳谏”，更多的时候，“纳谏”的本质，也不过是巩固帝王政权的一种手段而已。
所以，很多封建帝王，为了表明自己“虚怀若谷”的形象，常常会高举“纳谏”的旗帜。
在高举“纳谏”的皇帝中，不乏明君，比：如唐太宗。根据历史的记载，唐太宗公私分明，被揭短而不嫌痛，虚心听取多方意见，开明之极，更让唐朝出现了一个盛世的局面。由此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纳谏”，对于治国安邦的君主来说，真是有着诸多裨益。
而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高举“纳谏”旗帜的君主，都会像唐太宗这样的开明，有的往往只是效仿历史，树立自身形象而已。更有甚者，一些君主把“纳谏”这把治国利器，作为了自己铲除异己诱导大臣犯错，将忠臣送上断头台的一把“利刃”。
这样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清朝第五任皇帝嘉庆了。当年，嘉庆帝登基之时，正值清朝由鼎盛走向衰败的过渡时期。前朝遗留下来的问题诸多，权臣当道，言路堵塞，大臣之间内耗严重，朝廷表面风光，实则败絮其中。
面对这样的局面，确实给当时刚刚亲政的嘉庆帝，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和压力。
此时，嘉庆帝想要“开门纳谏”，最初，他渴望着“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的治国理念，渴望励精图治，让清朝在他的手中呈现出一片繁荣鼎盛的局面。但不幸的是，当时，嘉庆帝头上还有“太上皇”乾隆帝当道，这也导致嘉庆帝心中的许多治国抱负，无法得以施展。
由于“太上皇”乾隆帝一直手握实权，导致嘉庆帝无法亲自治国。而这样的局面，在嘉庆帝登基后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1799年，即：嘉庆四年，乾隆帝驾崩，国家的实权终于落到了嘉庆帝的手中，他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在乾隆帝驾崩几天之后，嘉庆帝立刻发布诏书昭告天下：号召大臣们勇于上奏折进谏，表达自己的治国想法，帮助嘉庆帝改进治国工作。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呼声一篇。嘉庆帝的诏书昭告天下后，立即引来了无数大臣的支持与热烈的相应。
之后，大臣们相继上书进谏，其中，御史广兴协同给事中广泰以及王念孙等大臣纷纷上书，一起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和珅。而嘉庆帝也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举动，下令立即查办和珅。嘉庆帝的这一举动，不仅扳倒了国家之患，还除掉了当时令帝王无法卧榻安睡的政敌。
铲除和珅之事过后，朝野上下的大臣们，无不弹冠相庆，拍手称快。而且，对于嘉庆帝的“广开言路”，积极“纳谏”一事，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认可。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身为明君的治国作风，也为了向大臣们进一步表明自己“广开言路”的“诚意”，嘉庆帝平反了在乾隆帝执政时期，因为直言不逊而获罪的曹锡宝和尹壮图两位“忠臣”。
这在当时的清朝，更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原本，早已沉寂的氛围，在嘉庆帝大刀阔斧的举动中，犹如一潭死水被打破，言路大开。上到国家的朝廷重臣，下到地方的无名小官，都可以上书进谏皇帝，对朝国提出意见。一时间，人们心中嘉庆帝的形象，瞬间变得无比光辉。但是，万事万物有利就有弊，随着言路的开放，各种各样的治国意见，随之而来。
毕竟，言路大开就会涌现出更多愿意为国家积极进谏忠言的大臣，但是，“忠言逆耳”从来都不假。
然而，这些忠言的到来，却极大地突破了嘉庆帝“纳谏”的底线。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积极纳谏带来的后果，这是他不愿意面对的。可以说，他只是把纳谏作为树立自身形象，拉进君臣之间距离的一个工具而已。最终，这一切的忠言，慢慢引起了嘉庆帝的反感，因为，当初他选择广开言路，也只不过是希望更多的“合于己意”的“正言”涌现出来。
所以，那些“逆耳之言”，嘉庆帝开始越来越反感。
而最初，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嘉庆帝选择了忍耐，他心中打算，这种对于治国无益的所谓的“妄言”，终究，是成不了大气候的，由此，他选择了鼓励官员们继续大胆进谏。但是，在君主这样的诱导之下，越来越多的尤其是那些涉世未深的知识分子们，内心炙热地以为自己生逢幸世、遇到明君，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学了，所以，便开始大肆地抨击朝廷的弊病。
甚至，还有人肆无忌惮地批评嘉庆帝的所作所为。殊不知，嘉庆帝却是一个擅长玩“阴谋”的家，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官员，落入到了嘉庆帝用“纳谏”设下的陷阱之中而不自知。
在清朝的历史中，洪亮吉一案，就是嘉庆帝时期最典型的例子。
洪亮吉是嘉庆时期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也是一位饱读之士，当时，任职翰林院编修。因为，洪亮吉博学多才、精通经史，所以，对于乾隆末年，以及嘉庆初期面临的治国问题，有着特别清晰的见解和认识。在后来的史实中，通过洪亮吉的作品《治平篇》以及《生计篇》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洪亮吉对于当时的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也是他最早提出：“过快的人口增长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
平时的洪亮吉，就是一位性情耿直，直言不讳的人。当遇到嘉庆帝“广开言路”的治国策略之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想要为国家励精图治、为民造福的伟大抱负，洋洋洒洒地书写了将近六千字的进言书，并拜托军机处大臣成亲王，以及吏部尚书朱珪与吏部右侍郎刘权，辗转将这封谏言书呈交给了嘉庆帝。然而，在这份进言书中洪亮吉用词十分激烈，他认为：“当时的国家，嘉庆帝虽励精图治，但是，没有将措施运用到根本，国家还是世风日下，赏罚不明... ...”
并且，还说道：“嘉庆帝看似广开了言路，实则言路未通畅，大臣们看似整肃了朝政，其实，朝野内部依旧是一片混乱... ...”除此之外，对于很多大臣的做法，洪亮吉更是给出了十分露骨的抨击。他认为：“大臣们大多都是欺软怕硬之辈，整天都在研究如何取悦皇帝而升官，没有人愿意站在为百姓造福的角度，为国家贡献力量... ...”而最为过分的则是在进谏书的最后，洪亮吉居然劈头盖脸地讽刺嘉庆帝。
据《清仁宗实录》记载：
“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 ...”
大概意思就是：“指责嘉庆帝处理朝政拖拖拉拉，犹豫不定，最后，还讽刺嘉庆帝，是不是被身边的馋臣、戏子、妻妾迷住而无心朝政... ...”
尽管，洪亮吉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朝廷内外的种种弊病，不管是对于国家百姓还是朝廷大臣，亦或是嘉庆帝本人，都是十分有建设性意见的。从他的谏言中，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位大臣的一片赤诚。但是，他虽然用情至深，但却违背了嘉庆帝广开言路的真实用意，也更着实伤害了嘉庆帝的自尊心。
据记载，嘉庆帝在阅读完洪亮吉上奏的谏言书后大为恼怒，怒斥洪亮吉“诽谤朝政”，认为：洪亮吉以一个小臣的胸怀，妄加评判朝廷百官包括皇帝本人，其用意居心叵测。并立即下旨将洪亮吉革职查办，交由军机汇同刑部一同审问。最后，刑部以大不敬之罪，定罪洪亮吉，并处以斩立决。但是，在朱珪等大臣纷纷求情下，嘉庆帝才让洪亮吉免于一死，改为充军伊犁。
在这之后，洪亮吉充军百日之时天遇大旱，嘉庆帝求雨不得，自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事情而得罪了上天，所以，这才选择了大赦天下，洪亮吉因此而得到赦免。但是，他却不可以再回朝做官，只能返回原籍老家度过残生，并且，在此期间他还要接受朝廷的监督改造。日子虽然好过了些，但是，洪亮吉最终都未能替自己摘掉“大不敬”的帽子。
在洪亮吉事件发生后，人们也渐渐意识到嘉庆“纳谏”下的真实面目，看似表面开明无限的“明君”，原来，也只不过是一位自以为是，心口不一的“昏君”而已。至此，刚刚回春的言路再度被嘉庆帝的举动阻塞了，这也导致言官们一个个也变得如履薄冰，很少再有忠臣愿意冒险为时局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就连小小的建议都很少提出了。
在那段时间，很多本该查办的大案，也很少有人愿意出面去查，生怕做错了什么被皇帝治罪，致使曾经一度鼎沸的广开言路，瞬间被打击的无声无息。但是，聪明的嘉庆帝，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氛围，十分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他又撰写了《谏臣诫》，鼓励言官们要向朱云、魏征那样，公平公正地反应朝廷问题，不畏强权见到扰乱朝廷纲纪的事情，要勇于进谏。
然而，现实却是，官员们早已被嘉庆帝的出尔反尔戏弄怕了，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即使嘉庆帝再怎么游说大臣，也没有人敢再次百无禁忌而为之了。而最后的结果正是：嘉庆帝如此的心怀叵测导致其自食恶果，朝廷上下被他一手弄的乌烟瘴气、积重难返!并且，嘉庆帝的虚伪纳谏，对后世尤其是清朝的国运，留下了相当可怕的影响。
总的来说，嘉庆帝与他的父、祖相比，是一位既没有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的“平庸”天子。他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引蛇出洞”的招数，让数十万的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耿直，自己的忧国忧民而惨遭毒手。哪怕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透过历史依然能感受到嘉庆帝那幽灵闪现的内心，和不断故伎重演的手段，不由得令人不寒而栗。历史的车轮总在不断滚滚向前，有时候，虽然经历的人不一样，但是，在很多时候结局却惊人的相似，这样用“纳谏”当幌子的昏君，真的是数不胜数。
最终，事情发展到最后，大多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悲惨后果，真可谓是历史可鉴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