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了谥号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评价，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从西周到唐朝，随着时间的推移，谥号逐渐演变其功能和形式。在唐朝时期，大臣们认为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皇帝丰功伟绩显得过于简短，因此谥号越来越长，以至于李世民即位后，其谥号“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也变得格外宏伟。
到了清朝时期，甚至出现了十几个字左右的庙号，这些庙号对于后人而言已显得有些繁复，不易记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产生了一种新的称呼——庙号。这一概念简单明了，便于人们日常使用。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独特的庙号系统，其中太祖指的是王朝建立者的名字，而太宗则通常指继承者，即第二代皇帝，如唐代宗李世民。
朱棣在位期间，其本应有的庙号为明太宗，但他并未停止在这方面的小动作。他选择废除了建文年號，并将洪武年的数值增加，从原本的31年改为35年，以此彰显自己作为继任者地位。但百余年后的历史考量，让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转变。
当明世宗嘉靖登基，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将朱棣升格为成祖。而这一改变背后，是出自于他想要尊重自己的生父兴献王进入太庙的心愿。按照传统规定，太庙中的排列顺序是昭穆始祖居中左昭右穆，但嘉靖却坚持要以自己的父亲之名入祀，而非按血缘关系进行排序。此举直接导致原来的七位被迫迁出，使得朱棣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面对这样的局面，嘉靖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确保家族荣耀不受损害。他提出“宗升祖”的策略，将朱棣与开国皇帝同等待遇，使其成为一种不可更动的事实，从而保证了他的父亲能够安然入座，而同时又避免了自己血脉之主被降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家族观念上，都充满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和深刻的人性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