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三大赋税之争,揭开了辽饷、剿饷、练饷的神秘面纱。这些名为“新饷”的额外征税,始于万历四十六年,为应对辽东边疆的军事压力而生。最初每亩增加三厘五毫银,即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加剧,这一数字逐渐攀升至崇祯四年的高峰——一分二厘,共计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然而,这些额外征收并未缓解民众的负担,而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崇祯十年,当时朝廷为了抵御清兵入侵,又提出了“剿饷”,总数达到了两百八十万两。而在崇祯十一年,杨嗣昌建议再次增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以应对清军不断入侵内地的情形。
此时期,不仅如此,还有其他杂项加派,如关税、盐课等,使得农民们负担重重。在这过程中,有人提出减免但遭到拒绝,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激化和民变频发。
顺治初年,大清政府发布命令,将这些加派全面蠲免,并恢复原来的赋役制度。但实际操作中,由于财政紧张和战争需求,这种政策很难得到彻底实施。此后多尔衮又重新征收辽饷,加上地方官员私自增加税款,使得农民们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直至清末。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明朝晚期如何通过各种方式以维持其统治,也反映出封建王朝对于人民生活的一系列无情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