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杨继盛这样的士大夫往往以一颗忠心耿耿的心去对待国家事务，但他们的头脑往往被教条和机械思维所束缚。面对复杂的问题，他们常常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出自善意，却可能导致国家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机会，对人民造成严重危害。
俺答求贡的失败是明代处理外交问题的一次典型案例。在俺答汗统治下的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部落，他曾经东征西讨，战功显赫，并逐渐成为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由于南北方之间正常贸易交流受阻，生计日益困难，用度日增，加之手工业极不发达，使得蒙古族人民陷入极端困境。
为了获得汉地物资，只有两种途径可选，一是通过和平方式，即贡市贸易；二是武力抢掠。在北元朝廷瓦解后，蒙古人早已丧失了进取中原的心志，对汉地唯一期盼就是得到那里的物资。因此，无论是求贡还是抢掠，都只看哪种成本低而收获高就采用哪一种策略。
俺答明智地选择了求贡，而不是武力侵犯。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了明朝廷议者的拒绝。这一次拒绝并非单纯基于恐惧或猜疑，而是一系列深层次考虑和权衡之后形成的结论。
嘉靖二十年秋天，当时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朝提出通贡请求。这份请求是在他当上“索多汗”并控制了蒙古右翼诸部之后的一次又一次伸出的橄榄枝。而这份请求背后的背景，是他邀请明军边防军官共享欢宴，又严惩之前抢掠过汉人衣粮的人员，并将抢来的东西全部归还。此举显示出了他愿意改变过去行为，以换取与明朝的友好关系。
然而，这个提议却未能得到嘉靖皇帝批准。尽管兵部倾向于同意边臣意见，但最终仍然被皇帝打回去了。这一决定不仅没有缓解与蒙古之间紧张关系，还促成了更多战争爆发，最终导致庚戌之变发生，在此过程中北京城再次被围攻。
这一系列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杨继盛。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对于开马市这一政策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且不可行的决定。一方面，他担心这种开放会给敌人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国家实力的同时，也会影响到民众生活水平，因为如果马价过高，那么农民无法负担，因此农业生产将受到影响，从而引起社会动荡。
然而，由于政治斗争和个人利益等因素，杨继盛的声音最终未能为决策提供足够的话语权。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战争继续进行着，而那些希望能够实现长久和平的人们，则不得不在无尽轮回中寻找突破点。
直到隆庆四年（1570）9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把汉那吉逃奔到了明朝，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俺答汗，让原本准备用武力夺回把汉那吉的手段变得多余。当王崇古、方逢时联名奏请接纳把汉那吉，并以此为契机，与俺答通贡时，便出现了一线曙光。这场桃色事件最终成为了一根稻草，让双方终于走上了通融互市的大道上，为结束数十年的战争埋下了一块基石，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久停战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