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殉制度的复兴，究竟是如何一场历史悲剧在中原王朝悄然重演？自汉唐时代以来，人殉已被视为过时的陋习，但明初却逆袭般地复苏。据《沈氏日旦》记载：“嫔御殉葬，夷俗也。国初犹仍胡元遗风，至英庙始禁著为令。”这意味着明朝的人殉制度，其实源于元朝留下的痕迹。
有人认为，这种倒行逆施的恶习，是因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影响力，以及程朱理学对忠孝节烈道德规范的强调。理学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圣人的境界，都要遵守那些高尚的情操。明太祖朱元璋的大葬礼由建文帝主持；明成祖的大葬礼由仁宗主持；而仁宗和宣宗的大葬礼则分别由宣宗和英宗亲政前期“三杨”主持。
建文帝、仁宗、宣宗从小接受了深厚的文官教育，被尊称为仁孝贤君，他们推动了这种残酷无情的人殉惯例。而被指责为残暴统治者的明太祖和成祖，却未曾实施过这一政策。这引发了一种思考：罪魁祸首是否就在于理学思想的兴起？
细思极恐，这样的说法似乎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没有任何史料表明，以宫妃三十八人共同死去是朱元璋本人生前就已经决定好的。在他的《祖训》及一系列严格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极度重视对历代王朝兴衰经验教训总结，并采取措施防止后妃介入政治，从而避免像汉唐时期女宠与宦官乱政那样血腥事件发生。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命儒臣编纂女子规条，其中提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他认为后妃们应该专注于生育子嗣侍奉皇帝，而不应参与宫外事务或政治活动。这也反映了他对于后妃身份认同以及数量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规定。
当太子早逝，他对年幼继承人的担忧驱使他精心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恢复人殉恶制方面，实际上是由大 明太祖所开创。此后的成祖、仁宗、宣宗仅是沿袭旧制的一幕，而非真正创新。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沉痛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可能促进了社会稳定，但它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压迫人民的一个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给某个具体人物或群体，而必须全面考量历史背景与文化因素，从而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心态与行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