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侯方域，是明朝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齐名的“海内名士争与之交”的“四公子”之一。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写了我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广为人知。我自己写的《李姬传》也写出了李香的大义坚持、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
我还有一个贡献，是在《壮悔堂文集》中总结出了明末——也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通过基层结构的变化，走向没落的周期性规律。这個規律可以稱之為「良民淘汰制」。出現「良民淘汰制」，是因為「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の侵渔加之，豪强の吞并加 之，而百姓一，而 加者七。」于是富裕的人们，就爭相出金钱入学校，他们和日后得了一官半职的人，还有做了吏胥的人都可以免除苛捐杂税。如果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逃避了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不难想像，接着有人会去做个游民、会去出家、有人会投靠权势者当起了弄臣、狗腿子、甚至不惜当太监。不仅比较强悍的人被压迫者急着要成为压迫者，只要可以逃避就干什么都行了。恶性循环最后剩下只有那些最没有办法的人们。他们只能选择死于沟壑，或是不死则相率为盗贼。然后天下大乱暴力集团蜂起打天下坐江山又开始了一個新的輪回。
與“良民淘汰制”並行的是“良官淘汰制”，這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封建集權不可避免的地結果。而明亡後，“四公子”中方以智出家為僧、“陳貞慧和冒襄也‘埋身土室，不入城市’或‘隐居不出’”，而我卻於順治八年参加河南鄉試中副榜，這引來許多世人的評議。但梁启超認為：“侯朝宗并无出家事，即顺治八年且应辛卯乡试，以副贡生终命，其晚节无聊甚矣。”批评我的晚节不保。而陈寅恪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柳如是别传》中說：“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在前一年，我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僅中副榜实由不得已。此乃命名取义于此。”
正如跟随我的“李姬”，因为身份低下而受到了我的歧视，她终日郁郁寡欢，最终含恨而逝，这样的悲剧重演在我们身上。我这个前朝遗民，在三十五岁回到商丘老家之后恐怕除了思索一些问题发挥一下文学才能，就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所以我的参加乡试应该是我为了避免不必要骚扰，以便专心致力于研究学问和进行思索总结完成我的《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