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而登位，则有嬖幸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大力抑制外戚和太监干预政事。
这是因为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紊乱朝政。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一声不吭，只顾叩头。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和万、尹沆瀣一气的大学士刘吉，有风雨飘摇之感，但依然在加官进爵，被人们称为“刘棉花”—“愈弹愈起”。后来引起皇帝厌恶，被迫罢官。
清除宵小之徒，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大臣。在弘治元年(1488)三月开始，每天下朝后增加午朝，让皇帝召见大臣详细讨论治国之道，这样可以消除天灾人祸，加强中央集权，从而实现帝王之治。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社会稳定，为民百利，无疑是明代的一次重大转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与王恕和丘浚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他们共同努力也为明朝提供了一线希望。
总体来说，由于其政治上的果敢和决策能力，以及对儒家的深厚信仰，使得明孝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皇帝之一，其统治期间虽然也有很多挑战，但通过他的努力，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个负责任且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的大领导者。此类人物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宝贵的人才，并且他们能够带来的正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