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秋，北京死了一个石匠，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九卿纷纷往吊，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这名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死后留下巨额家产，又无儿女，义孙义婿争执不下，因此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众多官僚趋之若鹜，其中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在丧家陪吊数天。乾隆帝闻讯大怒，对其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不仅不自爱，其如国体何！”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
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推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有清一代，大多没有思想，没有节操，为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这些丑态毕现。
嘉庆初期，有学者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将其概括为“士不知耻”。他们试图整顿士习，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这种情况恰恰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即使某些方面还是他们所希望的。
首先，由于鼎革之后尊王攘夷与明王朝一同崩溃，使得儒家思想中的忠君爱国受到了冲击。当时很多文人的作品，如戴名世《醉乡记》中描绘的地球变易日月失明，以及郑板桥的话，“难得糊涂”，正是这种是非颠倒、忠奸易位的写照。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未失节者愈发难以保持气节，而已失节者索性没有了顾虑，就无法挽回士风下流的情况发生。
其次，由于为了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对士大夫进行刻意摧残的手段，也加速了这一过程。在打压朋党以及社交活动等形式中，对文人们进行的大规模打压，从金圣叹被捕开始，一系列案件层出不穷；同时，以犬马待臣下的方式，让臣子处处观察皇帝行色行事，加剧了这一问题。此外，由于俸禄极低，无力维持基本生活，便有人为了谋取利益而表现出各种无耻行为。
总结来说，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清朝末年的“士不知耻”局面。这场戏码虽然荒唐，但反映了一种深刻的问题：在封建制度下，即便是一群原本应该拥有高尚道德和坚定信念的人，也会因为社会环境和制度机制而变得腐败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