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幼年时期，我的智力和悟性就超乎常人。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使我文雅而又劲健古朴，我诗作豪放如同羊瞻，书法尤其精湛，小楷简练而精美，行书草书都达到了高水平。我的狂草风格当时名扬四方，但也伴随着无法抑制的放纵。
明代学者吴宽在《匏翁家藏集》中评价道：“永乐时期，当世能书之士多矣，但以翰林学士解缙为首，其笔触圆滑纯熟。”我曾摹刻黄庭右军的小楷，全篇婉丽端庄。
作品包括《文毅集》、《春雨杂述》等，其中有关于书法的论述。墨迹中的《自书诗卷》、《唐人诗》，都是章草体，以纸本墨迹形式呈现，长34.5厘米，宽470.8厘米，现在存放在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是在永乐八年（1410）被贬后，在南京寓所信笔所成。整体上，用笔锋利、圆转纯熟、行笔迅速、气势奔放，如同泉水涌出，一泻到底，充满了抒情和表现力。
从这件作品来看，我之所以称得上是“二王”之后的人物，它流露出《圣教序》的韵味，同时将行与草相结合，使线条流畅舒展显得坦荡自然。笔画粗细参差，不规则曲折多变，有时候笔画颠倒翻腾错综复杂，而竖画纵笔毫不迟缓，一蹴而就。在卷尾那几个字“付于有识者自辨之”，尤其显得狂放不羁气势升华至极致，与《自叙帖》的风格相似，有种浪漫主义色彩。这件杰作，是我长期追求艺术理想和实践经验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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