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帝王之中，称道为好皇帝者寥寥可数。从秦朝到清朝，历代帝王中，大多数都是在深宫长大，没有经历世事的磨练，因此耳边只听得到阿谀奉承的声音，他们养成了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因此，要指望他们能够力挽狂澜，便是难上加难。
清初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年，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他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
明孝宗恭俭仁明，他勤求治理，并且身边多的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与他寻找方正士人杜绝嬖幸、抑制外戚和太监，以及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有关。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弘治一代被誉为“众正盈朝”。
他的素质也很重要。在太子时代，他接受了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教导，从而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他即位后仍然不停地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遇到任何疑问都立即请教儒臣法吏。因此人们称赞他是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严格的皇帝之一。
他的政策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对内阁大学士万安和尹直的处理。万安因为推荐秘方而被罢官，而尹直则因为提拔言官而受到批评。但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人物，比如司礼监太监怀恩和南京兵部尚书王恕。
怀恩曾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但由于其忠诚和倔强，被召回并负责调动班子的调整工作。而王恕则是一位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在成化年间就以此闻名。在出任吏部尚书期间，他建议皇帝每天下午召见大臣讨论国家事务，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并成为弘治元年的制度变化之一。
除了这些，还有一位名将丘浚，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但他的学术造诣非常深厚。他写了一本关于《大学衍义》的补充著作，其中详细阐述了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这本书得到了皇帝的一致好评，并由礼部出版，使丘浚晋升为礼部尚书并参与编撰《宪宗实录》。
然而，即便这样的君主也有其弱点，比如丘浚虽然忠心耿耿，却也有激进的一面，有时候会提出一些令人惊讶甚至冒犯性的意见。这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好的君主，也可能存在不足的地方，最终决定一个帝国兴衰还是取决于许多因素综合作用中的最后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