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胡惟庸，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三年，我被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我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我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对己不利者，我辄匿不上报。
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都争走我的门户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我曾因吴伯宗而险遭大祸；我得知大将军徐达对我不满，就在朱元璋处诬奏其奸行，但后来未能得逞。
我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以图谋反。此外，我还勾结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让陈宁坐中书省阅天下兵马籍。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他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将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
但最终，不是我有意谋反，而是我儿子在市上驰马坠死于车下，这才激怒了朱元璋。他令其抵死，不准以金帛偿其家之请。在此之后，一系列指控我的事件陆续被揭发，如派林贤下海招倭；派封绩称臣于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令李存义说李善长谋逆等事，最终导致株连三万余人，并做《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尽管明代史学家郑晓和王世贞持否定态度，但关于我的确实谋反的事实依然留给后世许多疑问。而这次事件也使得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视为一段黑暗与复杂时期的人生经历，也成为了研究明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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