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万历皇帝面前，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明朝的特点是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关于国家大事还是后宫琐事，只要有想法，就能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不必担心得罪皇帝。在明朝，即便是最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被人称为昏君或杀谏官，这种形象实在让人气极了，最多也就是给予“廷杖”，即狠狠打一顿而已。
因此，在明代，言官们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他们往往凭借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尽力做出惊人的话语。他们关心的是是否能够通过尖锐的话语获得赞誉，一举成名。
看看明朝的名臣，没有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骂”过？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如果没有这些言官，大明帝国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给人“挑刺儿”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都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看起来好像是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是因为万历皇帝30年怠政，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辉煌的时光，但为什么突然要这样呢？其实也是被言 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用直接的话语毫无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而是在人身攻击诽谤侵害名誉。但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
从那以后，对这种群狼式围攻暴风雨式谩骂，无端进行无端谩骂数百次，更是不计其数。对这种情况下，对待这样的群体策略性的回应只剩下装聋子，不理睬。而雒于仁虽然背了革职，但后来的那些则什么处分都没有。面对这一切情况，被动接受和选择沉默成了唯一的手段。这导致了国家机制受损，从而加速了社会危机与衰败过程，最终导致整个王朝覆灭。此事件也向后世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过度放纵公众对于高级权力人物批评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使得政府失去有效治理能力，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此故事，或许可以作为未来某些类似场景的一种警示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