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五年（1740）的秋天，一名石匠在北京去世，其丧事举行得异常盛大，达官贵人纷纷前来吊唁，甚至内阁九卿也亲自送帖。原来，这位石匠生前承包了皇家工程，在他死后留下巨额家产，但因无儿女，义孙和义婿便争夺遗产，此事吸引了许多官员插手，以此助力自己的势力。每个官员根据其品级可获得500—2000两银子的酬谢，因此众多高级官员都趋之若鹜。在这场风波中，即使詹事府詹事陈浩也流连忘返，对那位出身微贱的石匠家庭表示了长时间的哀悼。乾隆帝闻讯后大为不满，痛斥这些臣子：“你们身为大臣，却向一个平民低头致敬，这种行为对国家有何益处？”

这个故事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小部分。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追求的是气节和修养，他们在职务上强调信义、忠诚、刚直和清廉。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这些士大夫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而士风下流成了封建晚期的一个严重问题。

嘉庆初年时，有一位叫洪亮吉的人指出了这一现象，他说：“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龚自珍则更直接地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士不知耻”。清朝皇帝对于此类情况似乎非常反感，他们试图整顿士习，提倡忠节，并希望这些官僚能更加自爱。但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即使某些方面可能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情况。

首先，当明王朝覆灭并被入主中原后的清朝，使得那些尊崇儒家的思想体系受到了冲击。一旦君主者能够享受到荣华富贵，而忠于国家、爱国者却遭遇困苦与死亡，那么这样的状态自然会让那些原本追求忠君爱国理想的人感到迷惘。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失节者的境况变得越来越艰难，而失去了节操者则完全没有顾虑，从而导致了更深层次的士风下流。

其次，由于为了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对于那些拥有独立人格的大臣进行了一系列打压措施。通过打压朋党和社团等形式，大量文人及学者遭到了迫害。这一过程中的残忍程度达到极点，并且影响范围之广，让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之一。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犬马待臣，让他们剪发易服，如同对待动物一般，对待宴见长跪或夜间长跪。当这些侍从们发现哪怕是一丝好感，也会尽一切努力讨好；只要得到一点点赏识，便洋洋得意；但只要觑到皇帝不悦，便迅速退避另寻欢心之法。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当时所有人的行为都是按照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就像万千百姓依靠一个人一声令旨而动作一样。

最后，由于清朝建立了一个专制主义体制，其中包括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每个成员都需要通过争取皇帝或上级赏罚升迁来维持自己的职业生涯。而由于无法预测谁将获得赏罚升迁，最终结果往往取决于个人如何赢得君主或上司的心意。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通过策马门庭，或许用媚词甘言，或许变成妇人模样，都可以帮助一个人提高地位。而一些老练手段，比如称兄道弟与仆役交流，更是不足为奇。在这样一种系统性的腐败环境里，“日夕策马”、“甘言媚词”、“作妇人之状”的行为竟然成为了通行证件。”

因此，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不仅不能期待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进，而且只能进一步加剧这个社会局面的混乱与腐败，为历史记录留下的，是一幕又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