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人生中遇到了一段特别的时光，那是明朝的风云变幻。这个时代，言论自由得到了极大的保障，甚至可以说是比今天更加开放。每个大臣都有权利去提意见，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你就能毫不犹豫地表达出来，不必担心会得罪皇帝。在这个时代，再厉害的君主也不愿意被贴上“昏君”、“杀谏官”的标签，因为这实在太让人生气了，最多只是给予一些体罚。

因此，在明代，大臣们只关心的是怎么样才能表达得更为激烈，更为夸张，他们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就能做出些什么样的惊人的话来。这并非他们真的关心所说的是否正确，而是如何能够通过尖酸刻薄的话语来吸引更多的人注意，一举成名。

看看明朝那些著名的大臣，他们哪一个没有因为这些言官的“骂”而声名狼藉？像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和申时行等，这些人如果没有这些言官，“挑刺儿”，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国家。

给别人找 fault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即使再完美的人，也总有人找到他的不足之处。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都能和你联系起来。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就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人们常说万历皇帝导致了明朝灭亡，但这种观点其实源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他表现出了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何讲”。在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辉煌时期，但是为什么突然间万历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也是因为被这些言官不断地骂。如果敢于直接对皇上进行毫无留情面的攻击，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了一篇《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是在指责万历皇帝，把他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简直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人。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而是一种人身攻击和诽谤侵害名誉。但最后给他的处分仅仅是不许入京禁足革职，让他回家当普通百姓。而之后，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方越来越多，对这种群狼式围攻暴风雨式谩骂，只能装聋子或躲避。而雒于仁背了革职，但其他人的处分则更加轻松。面对这样的事情，万历选择沉默逃避，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实行“六不做”。

到了崇祯末年，当整个国度危机重重的时候，即便袁崇焕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待遇，被凌迟处死后，还继续受到恶意宣传。当清军入关南明小王朝依然拥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那些仍旧专注于与语言相争，不顾外敌威胁继续战斗至最后一刻。而到那时候已经晚了，有谁还记得那些曾经的话语？

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也！”但在那个时代，这些言官似乎更猛於虎。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即便如此忍耐，也难以抵御他们的声音，而那些武将又该如何呢？勇敢的人们因无法承受而被迫下台，大明帝国靠什么维持其存在？

勇敢进谏尽忠公民之责本应是一个美好的行为，但放纵过度，没有奖赏与惩罚标准，最终扭曲了这一制度，使其成为干扰国家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或许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