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的雍正皇帝，我的每一天都始于凌晨四点的起床。我会在清晨举行早朝，然后投入到处理朝政和批阅奏折的繁忙工作之中，这些往往持续至深夜。与其父康熙大帝的多情或是自己儿子乾隆帝的放纵相比，我保持了一种更加严肃和专注的态度，因此关于我最爱的人的问题，就显得格外复杂。
然而，真正占据我的心头的是对大清国的忠诚，而非电视剧中的若曦、甄嬛或者晴川等虚构角色。在年贵妃去世后，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悲痛情绪，即便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不会辍朝，但这一次我破例停了五天，亲自主持了她的丧礼。在那段时间里，可以从《汉文谕旨》这样的文献中感受到我的激动与不快。
年贵妃逝世后，她留下的皇子福惠，对他而言尤为珍贵，他甚至超过了其他孩子。直到雍正六年，那位八岁的小生命也随着时光消逝了。我对他的离去感到无比悲伤，以致下令给予他“亲王级别”的葬礼。当时，年龄已经超过十八岁的大臣们，还没有达到贝子这一高位的地步。而弘历和弘昼两兄弟，也只是还未有机会成为贝子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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