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非常显著，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即便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然远不如宋代。从铸钱量来看，整个明代只相当于北宋两年的总量。这意味着尽管有了较大的商业活动，“千万贯”也换不回同样的银子。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当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方式，并尽可能简化社会组织机构时，它们却找不到合适的技术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用现代眼光来看，我认为，在应对类似问题时，明代应该更多依靠法律而不是道德规范来解决。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都被归结为道德价值的问题，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等去处理，以此取代了法律。在这样的文人主导下的帝国里，每处都以高尚的道德伦理自豪，这种以道德作为国家基础的手法，使得虚伪和不切实际达到了一般历史上的顶点。我敢说，这正是因为明朝完全放弃了技术，而选择以道德替代法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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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贸易与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