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朝时期的繁华都市，仿佛在讲述着元朝历史典故的沉淀与积累。它就像一位悠长岁月中的老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中静静地回望着过去，却又不忘展现出自己那非凡的韵味和魅力。
首先，从城市排水系统来看，明代北京城是一个低调却靠谱的地方。2009年新华出版社《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协助北京城建的苏联学者高莱托夫，就曾亲身钻入到明代留下来的地下暗沟里考察，然后得出服气结论——这些十五世纪时留下来的排水沟渠，性能依然十分完好，可以承担20世纪中叶的城市排水任务。这质量靠谱的城市排水体系，是支撑起一个繁荣的明代北京。
其次，从城市高速扩张来看，明朝初年只有万余户人口，但到了弘治年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多倍。而嘉靖、天启年间，更是突破百万人。在这期间，“外城”成为京城外来商民聚居区，大量商业店面雨后春笋。此外，《宛署杂记》记录每年收容上千鳏寡孤独人口，而《顺天府志》统计万历年的北京人口，每年要消耗猪五十万头、羊三十万只，这规模堪称巨型城市。
再次，从空前生产能力来观察，那些手工业尤为发达。遵化铁厂是北方冶铁巨无霸，其一次能炼两千斤铁。而官营民营冶炼业都红火，大批手工业铺面涌现至“百工杂作”的地步。甚至于张居正推行改革，把昔日手工业者的严格监管统统免除，让现代很多耳熟能详的手艺人从此壮大起来。
最后，从红火商品经济来说，那里的商品经济有多么发达？京郊农民就知道心得，以沈榜之言，当时青壮农民没几个安心种粮食，只愿去炭厂煤窑打工或种烟草果木类赚钱更快。而于慎行感慨京城小贩身家上千万，即便买油盐酱醋的小贩也可能拥有如此财富。集市常年火热，每逢节日各种货物能摆满三四里路，无奇不有。此情景，如同冯梦龙形容：“人烟凑集，合四山五岳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