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胡惟庸，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三年，我被拜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我凭借李善长的推荐，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我位居百官之首。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我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对己不利者，我辄匿不上报。大将军徐达对我不满，我曾诬奏其奸行，但未能得逞。此外，我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人，以图谋反，并勾结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
这些行为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他深感臣下权力太大，将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并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以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权力。不久，我之子驰马于市坠死于车下，而我杀挽车者，这激怒了朱元璋，他令我抵死，不准以金帛偿其家之请。
后来，上书告我的谋反，被朱元璋以“枉法诬贤”、“蠹害”等罪名处死。我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如派林贤下海招倭；派封绩称臣于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令李存义说李善长谋逆；毒死刘基；收纳亡命等事。株连者达三万余人，一时社会风气急转直下。
前后延续达十年之久，明代史籍中关于我的案件记载多有矛盾，因此关于是否确实谋反，当时便有人怀疑，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在这场政治斗争和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衰，也见证了一种制度与人的冲突，最终导致的是中央集权体系的建立和加强。这一事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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