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长大，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

明孝宗恭俭仁明，对治理持勤奋态度，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和他的素质很有关系。在太子时期，他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将“仁孝恭俭”的品格养成。他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不断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只要有点疑问，就立即请教儒臣法吏。

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他即位以后，还拨乱反正，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使朝政紊乱。当天有人发现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房中术”的秘方。于是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一声不吭，只顾叩头。他的名声本来就臭，现在更是不堪入目。一声不吭，上疏者纷纷，因此被罢官。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以及另一个佞幸的大臣刘吉，有风雨飘摇之感，被言官们封官许愿，并建议皇帝越级提拔言官，以此图谋保住自己的职位。但随后也有其他敢于直言的人，如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首先出来，说刘吉把口蜜腹剑和钳制言路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大理寺官员夏堠上疏揭露刘吉的一些罪状，但奇怪的是，他依然在加官进爵，被人们称为“刘棉花”——愈弹愈起”。

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大臣，即使宦 官已经致仕，也要召回来。在弘治元年(1488)三月开始，每天下午还有额外一次召见，大将军与文武百司聚集，便殿里尽皆知晓国家机务，让他们当面陈述政见，这种形式让宫廷更加透明化，从而增强了君民之间沟通交流，同时也提高了效率。

另外，还有一位著名学者丘浚，他幼年丧父，由寡母教导，用苦读成诵。他考取进士后，在翰林院工作，看待国家典章制度，以经济自负，并且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详细分析《大学》的治国道理，最终呈献给皇帝，并获得高度评价和晋升到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地位参与机务开创了尚书进入内阁的一个先例，当时已七十一岁。

丘浚没有辜负皇帝信任，又曾上疏提出许多良策，其中包括端正自身作为立朝之本，无私地处理政务，不流于异端节约开支出公心任用，不偏听禁止拉关系提倡义理以杜绝奸佞，但同时也有弱点，比如议论好矫激，有时候还会因为意见不同而动怒或攻击别人。不过总体来说，这两个人物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他们各自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对清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