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五年的秋天,北京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位石匠去世,其丧事风光无限,达官贵人纷纷前来吊唁。内阁九卿都亲自前往,并且每位官员都能得到500到2000两的酬谢,这让众多官僚争相效仿。詹事府詹事陈浩甚至流连忘返,在丧家陪吊了数天。
这不禁让乾隆帝大为恼火,他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
这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在封建社会晚期,许多士大夫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他们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这一点嘉庆初年洪亮吉曾经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后来的龚自珍更是明确地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士不知耻”。
清朝皇帝对此感到深恶痛绝,他们试图整顿士习,提倡忠节,但实际上他们一手造成了这种局面,即使有些方面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首先,当时信仰体系中的部分内容与明王朝一起崩溃了。尊王攘夷、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在鼎革之际,这些概念变得模糊,使得士大夫们迷惘和彷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未失节者难以保持气节,而已失节者则没有什么可顾虑了。
其次,清朝统治者通过打压朋党、立社等方式,对文人的独立人格进行刻意摧残。从金圣叹的大案开始,一系列打击手段不断出现,以至于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手段被用来消灭文人的独立性。
最后,由于官僚体制导致了无耻行为。这一体制主要特点包括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以及能否获得好感成为做好官的关键。而这些条件往往依赖于刚愎自用的权势人物,这促使一些高级别的官员表现出极端谄媚或甚至媚态十足的情形。
这些丑态中,有些还涉及到了家庭成员间争夺遗产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石匠去世后的争斗,那场景如此壮观,以至于达官贵人也想要插一脚,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品级与酬谢的问题。此事件展现出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于财富与权力的渴望,以及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愿意采取的手段,是非常有趣也是值得深思的一个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