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五年（1740）的秋天，一名石匠在北京去世，其丧事竟然吸引了达官贵人和内阁九卿的关注。张廷玉三朝元老也差遣了使者送去吊唁的帖子。原来，这位石匠生前承包了皇家工程，死后留下了巨额财产，但无儿女，义孙义婿之间争夺不休。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想获得好处的人都开始拉拢官员，以助自己的声势，从而获得500—2000两银子的酬谢。这场风波最终引起乾隆帝的愤怒，他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追求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时重视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有清一代，大多数官僚士大夫没有思想，没有节操，只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
嘉庆初期，洪亮吉曾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龚自珍更直接将其概括为“士不知耻”。清朝皇帝对此似乎深恶痛绝，他们试图整顿士习，提倡忠节，但这一切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首先，在鼎革之际，当尊王攘夷与明王朝一起崩溃时，对于忠君爱国者的命运感到迷惘和痛苦。当戴名世描绘天地易位日月失明的情景，或郑板桥提出难得糊涂时，这种是非颠倒、忠奸易位便显得尤为突出。在这种环境中，即便未失节者也难以保持独立，而已失节者则索性没有顾虑，因此形成了“士不知耻”的局面。
其次，由于要确立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对于士大夫独立人的格进行刻意摧残的手段有二：一是通过打压朋党立社等形式对文人进行打压；二是以犬马待臣下，使其剪发易服，以主上之遇犬马相待。而这些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士不知耻”的现象。
最后，由于清朝官僚体制特点，如赏罚升迁完全依赖皇帝或上司决定，以及俸禄极低导致许多官员不得不媚态十足才能做好事，这些都促成了“士不知耻”的社会现象。此情此景，无疑是当时社会风尚的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对于个人品德价值观念变迁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