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李桓英，已经满100岁了。早年，我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后来，我留下的印记都与中国紧密相连。1921年，我出生在北京，那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在童年时期，我跟随父母生活在德国柏林，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经历。我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期间，我多次横跨各洲，为贫穷落后地区防治性病和其他疾病而努力。
7年的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我续签5年的合同。而我全家已经移居到美国，父母兄弟希望我留在身边。不过，这两个选项都被我排除了。当时，在美国杂志上看到了关于钱学森的报道，他毅然回国的情景深深触动了我的心，让我决定：“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于是，我瞒着家人，从伦敦绕道回来，最终在1958年，当时我37岁，这一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0年，在江苏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那一刻，他们带来的痛苦和歧视让我立下誓言，要攻克这场恶疾。1978年，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一事业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世界卫生组织着手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新方法时，我开始全国范围内走访调查，并向他们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我带着这些药品来到云南省勐腊县“麻风寨”，劝说那里每一个麻风病患者服用。这段经历让村民们惊讶：北京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我们一起喝水，一起吃饭，她拉着我们的手不放。她说：“战士都知道厉害，但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菌可没有厉害！”
我的工作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将国际先进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率先开展了短程联合化疗计划，使得全国从11万人减少至不足1万人，而且复发率极低。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一直未曾停止这场斗争。1996年，我们首次提出消除麻風运动，并提出了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模式，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
尽管遭遇多次翻车、翻船，以及锁骨摔断等困难，但仍坚持奋斗。我甚至于98岁的时候依然站在第一线，为彻底消灭这个疾病而努力。我曾说：“只有拼搏才能延长生命，而再长的生命如果毫无意义，那就太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