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期，节度使的权力达到顶峰，他们可以任命自己的继承人和部将，使得藩镇逐渐演变成世袭制度，这对唐朝政府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现实。安史之乱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对于唐朝皇帝而言，安史之乱是一个意外的打击。当时长安失守，玄宗皇帝仓促逃离，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危机下，他试图通过设置更多藩镇来增强地方军事自主权，以抵抗叛军。肃宗继位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以控制关中的安全并阻止叛军南下的威胁。
据统计，在肃宗时期内地共增加了40个藩镇，其中以河南、山南、江南四道设置最多，其目的是防止叛军扩散和渗透，以及维护这些地区的稳定。然而，由于吐蕃的侵扰，一些地区如淮南、河东、剑南三道则不需要设立新的藩镇，因为它们在那段时间相对较为平静。
代宗时期虽然没有大幅增加藩镇数量，但他采取了姑息政策，即努力维持局势稳定，不轻易削减或增加 藩镇。这一策略体现出他的谨慎态度，对待藩镇问题持有宽容姿态。
到了德宗统治时期，由于建中削藉战争与奉天之难等事件，藩镇数量发生巨大变化。在这期间为了应对河朔三镇与其他反抗力量的威胁，德宗调整了河南省域中的各个盟国，从而影响到该地区的盟国数量。此外，在奉天之难之后，又在关内设立了一批新的盟国，但是战后的许多盟国被废除。因此，在德宗统治期间，加上之前的情况，最终导致了大量新盟国成立，使得整体上的膨胀非常显著，有25个新盟国成立。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因为安史之乱还是吐蕃进攻，再加上奉天之难连续不断的地缘政治挑战，无力应对的大唐帝国最终选择采用一种“饮鸩止渴”的策略，即通过建立更多的地方武装力量来应对中央集权所面临的问题，但这个做法最终导致了帝国衰败，并走向分裂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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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政治制度与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