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种常态。无论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进行统治，还是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极其特殊且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蒙古族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了中国，并开始了一个新的帝国时代。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蒙古人并没有简单地采取一种单向的汉化政策，而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与汉文化实现了一种独特的融合。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元朝成立之初的情况。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他将其视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成员包括蒙古、突厥、唐兀等各族群体。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军事征伐策略上，即不仅仅依赖于骑兵，还要吸收和利用其他各族群体的人才和资源。而在政治方面，他也采用了一种“天下为公”的理念，即让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生活，同时尊重他们的一些传统制度。

到了忽必烈继位后，由于他深知自己所统治的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因此推行了一系列开放性的政策。他鼓励各种语言使用，如继续使用 蒙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并允许这些语言作为官方用语。此外，对于宗教信仰也不加干涉，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得到了保护与发展，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理解有着积极作用。

另外，在教育领域，也展现出元朝政府试图平衡各个文明遗产的手段。在京城中的学校里，不仅教授满足官僚选拔需求的大字学（即学习经典书籍），还开设了满足当时科技需求的大数学堂。大数学堂教授算术、天文学及医学知识，这些都是当时世界级别水平上的科学研究成果，是跨越地域差异的情报交流结果。这种教育方式有效地培养出了具有现代观念的人才，他们能够适应新兴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为国家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持。

此外，在艺术领域也表现出一种独特性格。由于政府鼓励不同地区开发本土特色，所以出现了许多地方色彩浓厚的地方法制作品，如金华山派画风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建筑上，有一些宫殿建筑结合了突厥式与东亚式元素，使得建造出的建筑既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又兼顾美感。此外，还有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形式受到影响，大量来自西域、中亚等地区流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并发展成为新的艺术形式。

然而，当我们谈到“不是汉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或否认汉文化，只不过是在保持原有的同时，将它整合到更广阔范围内去。当某些官员如杨璘甚至提出恢复旧法令，用来限制未曾承认过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事情发生时，就显示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抵抗力，以及对过去传统的一定的回归倾向。但总体来说，这样的行为更多的是源自于当时局部区域或者个人层面的偏见，而非中央政府普遍实施的一个政策趋势。

总结来说，在元朝初年，虽然蒙古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自身文化，但这一点并不代表他们拒绝一切接触或吸纳其他文明。这正是它们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形成庞大帝国且取得显著成就的地方之一——它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去维系整个多样性结构，从而使这个由不同来源构成的大帝国能持续运行下去。这一混合模式使得该时代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难忘篇章，每一次交汇都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为之后几百年的中华文明增添了一抹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