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明末清初的画家徐枋,父亲徐汧曾担任明朝的少詹事。出生于江苏苏州,我字昭法,号俟斋、秦余山人,在公元1522年踏入这个世界,在1694年离开。在十六岁时,我跟随朱集璜学习,并在崇祯十五年中举人。然而,当崇祯十七年的那一刻,明朝覆灭了,而我的父亲以死殉国。我当时也想与他一起赴死,但被父亲阻止了。他说:“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之后,我没有选择像他那样去殉国,却选择了一生都不仕清朝。
在父亲去世后,我隐居于山野田园之中,从未踏足城市。这段时间里,我专注于读书和学习,不仅书法绘画都有所成就,而且还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共同被称为“海内三遗民”。
我有一次寄给王士祯一个灵芝,为此他还作了一首咏诗来纪念。尽管我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但却很少与人接触。当时的汤斌巡抚江南,他打听到我的住处后,没有带随从独自前往拜访,但是我仍然避而不见。汤斌在堂中坐了很久,诵读白驹之诗,最终无奈离去。
虽然我的书画闻名远近,有川湖总督蔡毓荣亲自写信求画并夹带重金,但我回信拒绝他的请求,将金钱一并退回,并未为他作画,还说:“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作为一介书生,不善耕种,也不出仕做官,我过着极其清贫的隐居生活,因为生活贫寒,一儿二女先后因饥寒交迫而逝世。而我自己也常常衣食不足,“日食一饭一糜”、“冬夏止服一苎衣”。
三十七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大病,从呕血沉疴八十日到绝食六十日,再到嘱托后事已经静待死亡。但幸运的是,“郑三山先生来视疾,以药起之”,才活了下来。不过,这场病好得并不久,又卷入“逋赋”案之中,只能四处躲藏,无家可归,这时候我已经是“家止四壁、薇蕨不供,朝夕仰屋无所出,势岌岌殆”。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困苦,我仍坚持自己的气节。我养了一头驴,此驴通人性,每次要换什么生活必需品之时,就将所作书画放置在驴背的篮子中。驴儿肚子一人前行到城市,在城门外就停止,不往前夺走一步。当时的人们都十分惊奇,每次见到这头驴都要争先观看,说:“高士驴至矣!”然后大家就将徐枋所作书画取出,然后再添上徐枋需要的日用品。一旦篮子装满,再让它回到家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
最后,在临死前的几天里,即使身处逆境依旧坚持原则。我嘱托道:“宋中丞甚知我,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接受他们送来的棺材。”果然,当宋荦听闻消息之后,他还是赠送棺材给我。但是我家的条件实在太差,我们没有接受那些东西。最终,由大家筹集资金为我的安葬办理后事。在这一生的旅途里,即便面对如此困顿和艰辛,那份高洁的心志依旧如磐石般坚定,不曾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