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帝制时代中真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实属难寻。从秦朝到清朝,开国之君无疑是历史上的巨星,但其他守成君主则常被人所诟病。他们大多生长在深宫之内,没有经历世变风雨,因此耳边只听得到阿谀奉承的话语,这样的环境培养出了一些刚愎自用的、骄奢淫逸的习性。
然而,在这片黑暗中,有一位明孝宗朱祐樘,他不同于那些普通的守成君主。他不仅恭俭仁明,而且勤于治理国家。在他的身边,聚集了许多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一切都源于他广泛征求方正之士,不容忍嬖幸之门,也抑制外戚和太监的权力。他在早朝以外增设午朝,与大臣频繁交流,同时也关注民众疾苦,以此寻求治安之道。因此,在弘治年间,他被誉为“众正盈朝”。
孝宗作为一个好皇帝,其素质与品格有很大的关系。在成为皇帝之前,他已经接受了博学多才的人物,如程敏政和刘健等人的指导,他们教导他读经史,使他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此后,即位后仍然不断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对于任何疑问都会立刻请教儒臣法吏。
人们认为他是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严格的一位皇帝。他即位后,迅速拨乱反正,罢黜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对内阁六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首先,被罢免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这个人完全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只会喊着“万岁”,因此被人讥笑为“万岁阁老”。他的升迁方式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以及李孜省这样的佞幸官员,这导致了朝廷政治混乱。随着王室成员对这些佞幸官员的信任增加,他们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力,而言官们却因为害怕失去宠信而保持沉默。
接着,又有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遭到了罢职。而尹直同样是一名腐败透顶的官员,与刘吉这样的佞臣勾结,一起压迫言官们。当言官们提出批评时,他们受到威胁,被告知不要对上级说坏话。但也有敢于说话的人,比如翰林院候补生张昇,他首先指出了李林甫和贾似道这样双重叛逆者的罪行。大理寺司御夏堠更直接上疏揭露了刘吉的问题,但结果令人惊讶的是 刘吉依然能够升迁,被人们称作“刘棉花”——越弹越起。不久之后,因为引起皇帝厌恶,最终也被降职。
为了清除这种小人的影响,并且用德高望重的大臣来取代他们,孝宗采纳了一种措施,那就是召回曾支持过言官抨击传奉官并因此而遭贬籍太监怀恩,以及召回已经退休南京兵部尚书王恕,让他们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王恕以其敢于直言著称,在成化年间就因拒绝当面答应提议而受到了尊敬。当时民间流传一句歌谣:“两京十二部,无一人如王恕。”虽然如此,却未能获得重用,只能退休生活。在这个时候,有一群忠诚的声音呼吁重新考虑使用王恕,因为他的名字声名远播,每天都有人请求推荐几个适合做什么事情的地方。最后终于顺应社会舆论,将王恕召回,并让他担任吏部尚书,让他参与决策过程中,以期实现更好的改革效果。
同时,还有一位名叫丘浚的大臣,也受到孝宗青睐。丘浚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从小丧父,由母亲教导成长,对知识有着极高要求。他通过乡试考上了进士,然后进入翰林院工作,看遍天下,再次考取功绩。这份坚持学习的心态以及卓越才能,使得丘浚逐渐显露头角,最终晋升至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的地步。
丘浚撰写了一本关于《大学衍义》的补充版本,其中详细讨论如何治国平天下,并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江南地区财政收入占据主要地位的事实,这一点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符,因此受到了最高评价并由礼部出版。此举显示出他的学术水平以及文化追求,与其在太子时代接受系统经史训练有关。此后,他继续参与编纂《宪宗实录》,并因为忠诚而获封文渊阁大学士,此举打破了学者不能进入内阁这一传统规矩,当时已年届七十一岁的情况下仍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改善政府效率提供重要建议。一生的努力总体来说都是为了消除灾难、实现良好的帝国治理目标。但遗憾的是尽管如此,他自己的行为往往带有一定的偏激,如批评范仲淹或岳飞,都显示出了他的某些弱点。不过即便存在一些缺陷,丘浚依然留给我们宝贵的一课: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如何治国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