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3年夏,汉惠帝亲临萧何病榻,询问继任丞相之人。萧何推荐曹参,后者被召往长安接替其职。临别时,萧何嘱咐继任齐相须留意刑狱与集市,并对其提问:“国家无更重务乎?”曹参指出这些是安排不良行为场所的关键,对平衡处理至关重要。
到任中央后,曹参遵循萧何法规行事,却日夜饮酒作乐,不立新政。来访者欲言事,但在他处常被劝酒至醉而罢。惠帝责怪曹参不治国事,将此情告知其子中大夫曹窟,让其私谏曹参。此举激怒了曹参,他抽打了儿子二百鞭。
惠帝质疑这次打击,又让曹窟劝谏父亲治理朝政。然而,这遭到了愤怒的回应——二百鞭的惩罚。在面对皇上的质疑时,曹参自我批评说自己能力不足,与高祖和萧何相比都有差距。他认为既然如此,那么遵守既定法令,不脱离原则,便能顺利地进行统治。这番话让惠帝明白了他的心意,从而允许他休息。
同时,在衙门和后花园之间,因属吏们的欢呼喧哗声传入花园内,而随从们以为他们将受到制裁,但反倒是主上本人也加入其中,与属吏们共享欢乐,使得随从们也就此安静下来。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官员在权力结构中的尴尬位置,以及他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一种平衡,以维持自己的尊严与生活方式,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现状下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