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初定,都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即位之初就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表达了两个意图: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问题。然而结果出乎预料,国书送达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这让泱泱天朝大国被小小岛国羞辱,对朱元璋来说,这是一记重锤。他恼羞成怒,并扬言出兵,要征服日本。
针对朱元璋的开战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不卑不亢,但绵里藏针。在表面上给予“天朝”面子的情况下,却暗藏“奉陪到底”的强硬态度。小小日本,为何敢杀大明使臣?这首先与两场历史巨变有关。一是南宋灭亡;二是日本抗元。
南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的榜样。当南宋灭亡时, 日本举国茹素进行哀悼。可见,在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情感。而在蒙古入侵期间,由于忽必烈发动两次海上远征失败,最终船队均被台风摧毁,这让位于东亚的小岛国家增强了自卫能力和抵御外侮的心理准备。此后,即便汉人复国成功,也无法恢复往日崇尚中华的大势。
尽管百年后的明王朝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蒙古帝国,但对于这些新的亚洲霸主而言,他们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大明与 日本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但面对朱元璋的步步紧逼,当政者还是寸步不让。这背后,还有什么更撑得住的理由?
追寻历史深处,我们发现:除了上述两个原因,更重要的是 Japan 的当政者拥有着高超的地缘政治眼光和战略决策能力。他们认为,无论中国如何武力威胁,其实力所限,从未有征服海上岛屿国家的记录,因此,对此类战争持谨慎态度。不仅如此,他们还料定朱 元璋不会轻易做出像忽必烈那样的远征冒险,因为这并不符合他的军事战略或政治目标。
果如 Japanese 所料,不久之后尽管 Japan 一再不敬且甚至杀害了 China 的使者,但是 Zhu Yuanzhang 仍然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采取行动。不知他是否因畏惧 Japanese “神风”,担心重蹈覆辙,或许只是韬光养晦,没有进一步挑起冲突。
最终,在留给 posterity 的丹书铁券中,他规定 Japan 为“不征之国”。原来,他从 Japan 回来的应战书中找到了面子—既然你称我为“天 朝”,你自称为“臣”,那么朕也就宽容一些,不再追究你的过错。这看似大度,其实无奈—我放弃攻击你,你也别再惹我。大明时期,即便力量悬殊—大 明 国力显著高于较弱的小打小闹 Japan 几筹——但从两方对抗气势看已呈现平衡状态。